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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3年10月9日，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不到50字的告别文，正式结束在中央电视台近10多年的主持工作，春晚舞台从此少了一个熟面孔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惋惜，也有人算起“铁饭碗”的编制和年薪，觉得她似乎在放弃一个稳定的顶尖平台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一段不到30秒的演唱会视频登上热搜，拍摄地点在北方某县城，夜间气温接近0℃。镜头里的人穿着长款羽绒服，戴着厚手套，拿着线句就把现场气氛带热，观众这才发现，是在央视“消失”了约2年的李思思。

　　网上随即出现两种声音，一派强调“自由”，认为离开央视后，一年接10场到20场商演、几次直播，收入可能轻松翻3倍；另一派则感叹“落差”，拿她在1号演播大厅端坐主持的样子，和露天小舞台顶风站着的画面对比，觉得这种转变有点“心酸”。

　　如果只看舞台大小的变化，确实容易得出“落地凤凰不如鸡”的结论，可她当年做出选择时，看的是另一组长线数据：春晚话语权集中在少数几位元老手里，新人从第1次亮相到真正拥有一档自己名字的节目，往往要等10年以上，她不想把接下来的20年都押在同一条路径上。

　　在央视的那段时间里，她从实习算起待了大约13年，正式入职后第2年就登上春晚，之后几乎连着9届出现在亿级观众面前。可在履历里，她一直缺少一档像《焦点访谈》或《朗读者》那样的“王牌节目”，节目带来的稳定资源和个人品牌，是很多被称为“一姐”的前辈走到台前的关键。

　　从内部分工看，她长期被放在文艺、晚会、综艺等版块，更多像一块机动“拼图”，哪里需要就临时补位。这样灵活的调度，短期内能增加曝光次数，一年参加的晚会可能超过20场，但也让她很难在某个领域深耕，形成可以支撑接下来10年的个人标签。

　　对比之下，倪萍主持《综艺大观》超过10年，董卿深度参与《诗词大会》《朗读者》等项目，一档节目带来的影响力往往能延伸到几代观众。李思思在35岁左右就意识到，自己缺少这种“项目资产”，继续等下去，被新人替代或被安排到边缘时段的风险一年比一年高。

　　职业之外，家庭也在不断提醒她时间的有限。结婚后，她先后在3年内生下两个孩子，高强度工作期一年有超过200天在外录制或排练。每年除夕晚上，当着全国观众倒数10秒的同时，她手机上满是家人发来的十几条语音祝福，却几乎没有时间点开听。

　　春晚彩排往往从每年1月初开始，一天持续8小时到10小时，每一条串词都要反复排练，容错率接近0次。对普通观众来说，这只是4小时的节目，对她来说却是至少30天无法完整陪伴孩子的现实，这种“缺席感”在孩子从1岁到5岁的成长阶段尤为明显。

　　回到更早的时间线，她的“起跑线”确实不低。父亲是军人，母亲是医生，从小给她营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，小学之前就学了3年以上舞蹈，每周上课超过2次。14岁那年，她还去参加了张艺谋电影剧组的选角，虽然最终被几百人中的其他小演员挤掉名额，却第一次见识到镜头和片场的运作节奏。

　　真正把她推向主持方向的是15岁的那次录制——在吉林卫视一档音乐节目里做嘉宾主持。那天录制时长接近4小时，她只拿着不到2页的流程单，要现场完成十几段串词和起承转合。节目组后来在1个月内又邀请她录了2期，对一个还在读高一的学生来说，这是非常清晰的信号。

　　高考时，她没有选择传统的播音名校中传，而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播音主持方向。那一届北大艺术类录取分数线依旧压在一本线以上，她凭借舞蹈特长加分和文化课成绩，总分才勉强高出录取线十几分。进入校门后，从大二开始，她平均每年参加的校内外晚会和活动超过10场。

　　在校期间，她还利用一个休假期参加了央视的主持人挑战赛。那次比赛从初选到决赛大概持续了3个月，最终她杀入了前几强，引起了央视文艺频道负责人的注意。毕业后，她在央视实习不到1年，就拿到了正式签约的机会，这在同届毕业生中属于非常高的起点。

　　2010年，她完成转正，当年央视内部正在经历一轮频道和节目结构调整，新人主持被集中投入到各类晚会试炼场。工作第2年，她就站上了春晚直播间，与几位前辈分配到的主持时间总计约40分钟，第一次面对超过10亿观众的转播画面，她基本做到了零失误。

　　也因此，外界很容易把她和前辈的路径画上等号，觉得只要再等5年、10年，自然会成长为下一个“台柱子”。然而她看到的数据是，官方节目资源有限，每年能上春晚的女主持常驻最多也就3人到4人，新人轮换的频率在变快，内部竞争并不比外部市场小。

　　观察外部环境，短视频平台、直播间在最近5年里迅速成长，出现了不少单场销售额破千万的带货场次。跟传统电视台相比，这类平台对主持人议价能力更开放，一个知名度稳定的主持人，只要控制好选品，年内做个30场左右直播，就有机会把收入拉到体制内的数倍甚至10倍。

　　离开央视后，她的选择算是相对谨慎。先是开通账号，慢慢更新生活类和阅读类视频，一个月大概发3到5条，再在底部挂上小橱窗。带货类直播的频次并不高，每次选品数量大概十几个，品类集中在日常消费品和书籍，节奏明显是在测试受众接受度，而不是一上来追求单场GMV破百万的那种冲刺。

　　商演主持则是她的另一条收入来源，也是外界争议最大的部分。市场上，像她这样履历的主持人，单场活动报价普遍在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，部分大型企业年会或城市级晚会，预算甚至可以拉到50万元以上。对主办方来说，请一位“春晚脸”，既能带来曝光，也能给活动本身增加一种权威感。

　　有人觉得在小县城广场主持几千人规模的活动，无法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主持上亿观众的节目相提并论。但从个人资产角度看，前者可以直接换算成银行账户上的数字，后者更多是一种“象征价值”。当她站在冷风里说完3段串词，拿到一场活动的全款时，很清楚哪种价值在当下更现实。

　　当然，离开体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不确定性。没有固定年薪，没有一年13薪的保障，再加上直播市场在近2年开始进入强监管阶段，一些头部主播被罚、被限流，观众对“明星带货”也越来越谨慎，容错空间远比很多人想象的小。她必须在每一次选品、每一场活动中控制好风险，才能守住多年积累下来的公众信任。

　　对她个人来说，现在的状态大概是用“时间换结构”。过去一年，她把超过一半的工作安排在10点到16点之间，把晚上18点到21点尽量留给家人和孩子。以前春节前后40天几乎都在台里排练，现在可以在除夕前段时间决定是在老家过年，还是带孩子去另一个城市旅行，这种选择权本身也是一种收益。

　　面对这些数字和画面时，如何评价她的这一步，是更看重稳定的平台，还是更在意可控的收入和自主的节奏？在当下这个职业路径越来越多元的时代，你会如何看待一个在35岁左右“改道”的公众人物，觉得哪一条路更接近你心里对职业的想象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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